论万玛才旦藏地小说的“文化间性”

基于20世纪西方哲学对“主体”的反思与重新阐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逐渐取代了“主体性”,人与世界的主客对立关系也转向主体间的关系。多元共存的“主体间性”思维在哈贝马斯等人的演绎下逐渐延伸至文化领域,形成了“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文化间性”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①,既强调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关注文化“相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交互作用过程”②。不同文化经由“间性”的审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维度上创造了互相映照的空间,表现出“杂语”现象的同时,又不断反思自我以构建新的文化。万玛才旦正是将藏地置于多元文化的纵横坐标轴上,以“间性”思维注视着藏地。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孕育下,万玛才旦成为具有多重身份的“讲故事的人”。然而,当学界致力于从创作机制揭示其文学审美倾向时,却未重视内藏于万玛才旦小说中的文化特征。事实上,万玛才旦在讲述故事时挣脱了藏地文化的束缚,站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本土与异域的“中间地带”,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从文本到文体都流露出一种超出文学范畴的“文化间性”思维。那么,万玛才旦藏地小说的“文化间性”究竟潜隐了哪些文化主体?这种“文化间性”因何而起?在“文化间性”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只有深入万玛才旦藏地小说的肌理,结合作家的生存体验和社会环境,才能揭橥其藏地小说“文化间性”的内涵、生成机制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