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文献目录学在唐代已达到了高度成就,并传入日本,对订本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迄至今日,它们仍然是日本的根深柢固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史可稽的传入日本的最早的中国的图书目录专著,有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分类规则并未被日本藏书界所用。至奈良时代,其图书事业才开始勃发的日本,置中国陈旧的《七略》、《七录》之法于不顾,而直接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图书四分法。同时,中国的类书目录学、汉地佛典目录学也于唐代传入了日本。
出处
《文献》
北大核心
1992年第3期207-215,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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