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作者分析了1950～2014年中国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即生育），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6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而人的再生产（生育权）则收归国家，生育集中由计划管理，实行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前的30年，越是前中期，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比重很大，妇女受教育水平很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由于户籍管理，特别是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规定，限制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农村人口比重长期高于80％以上，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未能发挥；而市场经济中微观家庭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等机制，形成制约生育意愿的作用，更是非常微弱。而这个时期，我们在人的再生产方面，却实行了放任的家庭分散决策和自由生育的体制，结果导致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改革开放后，显然我们没有考虑到受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再从城镇回村的～特殊流程，加上微观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发生了强烈的约束和抑制；而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调节迈进时，我们却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也没有逐步地彻底放开。其后果是，导致了对人口生育、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计划生育“人口坑”。人口的提前低增长和老化，导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时间比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短了10-15年时间，经济呈现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回农村，既强烈地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这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产生了深刻和严重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