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中叶的作曲家们,包括约翰·凯奇(John Cage),在对“实验”的解读上体现了“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所蕴涵的张力:“实验”既可以是作曲家对结果的控制,也可以是创作过程(包括结果)中那悬而未决的状态。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凯奇的实验性创作以及相关的思维出发,探索从60年代起不同的评论者是如何通过建构“实验”的内在性与历史性彼此交锋,并与凯奇的观点进行对话。本文将首先介绍20世纪中叶以后作曲家与评论家为实验音乐中的“实验”所建构出概念网;其次,笔者将呈现70年代开始学者们如迈克尔·尼曼(Michael Nyman)等为了确立“实验”音乐与“先锋”音乐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挣扎”。最后,笔者将借助莉迪亚·戈尔(Lydia Goehr)的阐释,介绍阿多诺对“实验”音乐的解读以及对凯奇实验音乐观念的批判,论证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如何质疑甚至否定凯奇做为实验音乐家代言人的身份而在当代与其后的评论中独树一帜。
出处
《中国音乐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06-116,共11页
Musicology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