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疾病”作为人类身体的基本生理现象,是最为常用的隐喻之一。而文学艺术中的疾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个人的病痛,也是身体、个人与国家、民族的话语互相缠绕,发挥着个体、家庭、国家、民族层面的多重隐喻功能。《雷雨》和《原野》中出现的郁热、精神分裂、神经质等非理性疾病,来源于剧作家自身对人的内在矛盾的具身化呈现,是曹禺早期个体化、内向创作倾向的表现之一。而《蜕变》《明朗的天》等作品则将原本的疾病叙事转向了“政治——救治”的联合隐喻,由此呈现出剧作家前后期创作风格和意蕴上的变化。
出处
《四川戏剧》
北大核心
2024年第8期48-51,共4页
Sichuan Dr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