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1932-1935)

从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反复显著变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二是国民政府在善后谈判的过程中采取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日本暂时停止在华北地区扩大军事侵略行为;三是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试图推动中日和平合作、亲善提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变幻不定,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过分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武力侵略,首先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英美等西方列强居间斡旋,然而苏俄、英美等国并没有给予国民政府实质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节节失利,转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选择一条消极抵抗、妥协求和的应对之道。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关东军挑起华北事变,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对日谋求和平合作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全民族抗战最终爆发,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