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经历了上半年的“三·一八”惨案及《京报》邵飘萍被害案后,1926年下半年北平的文化空气持续恶化。8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乃相继南下,而周作人留住北平如故。此亦可谓“苦住”矣。9月,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周作人仍为撰文批评诸事,且为女师大事奔走,然力量已趋低落,盖在高压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星散,批评的力量已然无法凝聚也。11月,作《陶庵梦忆序》一篇,表彰明朝文人反抗礼法的态度。这也是当社会的批评受到压制之际,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此以后,他遂逐渐由社会的批评转向文明的批评,为1930年代的笔记体写作,提供了变化的基础。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北大核心
2023年第5期98-108,共11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