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清谈兴起的缘由可溯源到汉末孝德观念的新义上:先秦诸子尤其孔门论孝主“无违”,汉末士人则主“父志可违”,表征自我的“志”得以独立,当人之志意贯透于容态时,人伦鉴识便具备了条件,“畅彼我之怀”的谈论可看作志意外显的一维。先秦儒家认为人的才智受孝德规范,但汉末以降才智则升显到孝德之上,与“智”同质的“明”作为材质受其“造微”功能引领,坐而论道成为常态。《礼记》中“尊祖故敬宗”的孝悌观将人整合进秩序中,但随着魏晋士族的形成,兄弟间尊卑义式微,士人依“理”浮游于世,由此构成了清谈的行为机制。清谈影响了论体文、玄言诗的兴起,厘清其起始缘由可献益当代艺术实践。
出处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2年第3期393-409,共17页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