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日首部诗话的隐逸观差异——以“评陶”视角为中心

《破闲集》与《济北诗语》分别是朝、日历史上首部诗话,两者的隐逸观存在一定差异。《破闲集》体现了“尚隐”倾向,主要表现为“慕陶”情结及对本土隐士之诗的推崇。《济北诗话》则以“傲吏”为核心,通过“贬陶”,侧面体现作者对隐逸行为的不赞同。这种差异的出现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社会背景有异,同处乱世的共情使李仁老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士群体更具同理心,而地理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则导致虎关师炼在解读陶诗时缺少文化弹性;其二由于作者思想有异,李仁老受到儒家隐逸思想的影响,将隐逸看作躲避黑暗现实的手段,虎关师炼则强调贤臣的价值,追求“学道忧世、匡君救民”的诗言志精神,同时因世俗权力对五山僧侣的桎梏,虎关师炼对以陶渊明为首的隐逸行为的贬斥也出于对天皇和幕府双重政治因素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