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徒闭门造车,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这番话为中国史学界所耳熟能详。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遂成治学术者所追求之新方向,此风自廿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未曾稍歇,迄今已历三十余年,时至今日竟呈有加无已之势,已然将陈先生“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而“预流”之论带偏了方向,史学研究中过度“追新”所导致的为新而新之逼仄或弊端已然显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