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帝师八思巴在元初享有至高政教地位,仁宗、英宗朝更推行国家帝师祭祀制度。期间帝师祭祀与蒙古字学的结合,以功利的实用性使其在民间得到维持和确认,地方层级在消解其政教意味的同时对其重新进行文化阐释。明初文人对历史的接受本具有通达的胸襟,明中后期朝贡制度的弊端引发社会对藏传佛教僧人的普遍反感,帝师祭祀及祀主八思巴作为历史权力象征因此遭到批判。阻碍元明文人对帝师祭祀的接受主要缘于儒释身份的隔膜和利益需求差异等现实困境,诸多社会事件亦促成偏见的形成。清代则更多将问题的焦点转向释儒之争,以此寻求道统的稳固与唯一,帝师祭祀及其相关范畴也难逃被消解与排斥的命运。
出处
《宗教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3期207-213,共7页
Religious Studies
基金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项目(2018—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