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義利之辨”章“冠七篇之首”——劉向、《漢書·藝文志》與《孟子》早期傳本的經學化

Locating the Discussion of Duty and Self-Interest at the Head of the Seven Chapters:Liu Xiang,the Bibliographic Treatise of the Han shu,and Canonization in the Early Manuscripts of Mencius

《孟子》七篇的概念已深入人心。自司馬遷到《漢志》再到趙岐,恰恰是《孟子》由七篇經過典校又重回七篇的過程,據此人們往往傾向於認爲《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孟子》十一篇"是司馬遷所見七篇與民間四篇的簡單相加,而《孟子章句》不録外書四篇,又是對這一問題的撥亂反正。然而從劉向的經學背景出發,從司馬遷所見《孟子》首章與傳世版本的不同入手,結合《叙録》殘文和《漢書·藝文志》的相關記載,以及銀雀山漢簡等傳世文獻的佐證,能够發現:劉向典校書籍的過程中,已對《孟子》早期文本的面貌進行了改變,其經學化特徵最終隨着文本的固化而影響後世甚遠。由此亦可推知,以《孟子》爲代表的子學典籍在秦漢年間,不可避免地經歷了文化篩選、重構和固化過程,而劉向的典校圖書正是這一過程的集中代表。這也提醒我們,在進行先秦至劉向典校圖書前的文獻研究時,應盡最大可能恢復子學典籍的原貌。可見方勇先生所倡導的"對於納入經學的孔子、孟子等作離經還子的處理"方法,誠不予欺;而劉向典校書籍,又應作爲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