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功德到咏符瑞:释沈约“武帝颇造新哥”

沈约在《宋书·乐志》中批评武帝作乐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丝毫不及祖宗事,导致商周雅颂体亡于其手。春秋战国以来,在包括音乐在内各种典章制度上兴起了作与不作的思考讨论。音乐的创作与否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一个关乎国家治乱的政治问题,由此诞生出“古乐”与“新乐”两个相互对立的观念。新乐与古乐是淫声与雅乐的代名词,选择新乐还是坚守古乐,实际是对维系国家社会安定繁荣的礼乐制度遵行与否情况的反映。所谓古乐,实际上是对周朝礼乐制度的继承与遵循,在诗歌中宣扬祖先功业与正德。武帝作乐时在《郊祀歌十九章》中完全不曾提及与刘氏祖先相关的功德,而是将全部笔墨集中到祭祀见事和祥瑞上,破坏了传统雅颂体,由此遭到沈约的批评。然而,《郊祀歌十九章》率先歌咏符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符瑞文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