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治平年间的濮议中,围绕英宗生父濮王追崇典礼与称名问题,欧阳修主张为之行典礼、称皇考,并立庙京师。欧阳修代表政府的主张,使其成为两制、台谏多数官员的对立面,为时论所非,并取讥后世。两派观点的对立,源于对相同经文史事的不同阐发。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的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北宋"稽古之学"使经术服务于政治的旨归,一方面促进了思想的繁荣与多元,另一方面也造成学派丛生、党同伐异,不但有碍于学术发展,而且扰乱朝堂,使决策难下,贻误国事。
出处
《原道》
2019年第2期58-68,共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