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个“哈耶克式家长主义悖论”吗?

经验观察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揭示了人的行为并不总是像主流经济学假设的那样理性、有远见和意志力,正如约翰·密尔的隐喻:一个不知情的人“执意通过一座即将垮塌的桥梁”。于是人们求助于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来阻止不理性行为,这种立法和规制被认为是“家长主义的”。但是公共选择同样受到不理性、异常、不一致等因素困扰。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如何处理这一困境?他一生为自由辩护,同时又提出家长主义式警告,因此哈耶克的观点可以近似归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家长主义”。但哈耶克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奇异三角”:在演化时间尺度上,哈耶克赞赏和解释了文明社会与市场自发秩序的演化涌现。人类很大程度上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文明化;在观念竞争的历史时间尺度上,哈耶克强烈反对极端现代主义思维和构建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在选举周期的时间尺度上,哈耶克对当下政治、立法和公共选择持一种悲观愿景。哈耶克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自由之于先进文明的至关重要性,因此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工程思维指引下的政策和立法,警惕福利国家“监护”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哈耶克认为自由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强化自由个体的自我约束,在公共选择层面,哈耶克提出通过宪政上的自我约束承诺与对演化传统不易察觉的尊重,以实现对政治与知识分子傲慢的限制。但我们的理性能力无法设计一个全面的宪政约束政策纲领。哈耶克认识到,在过于雄心勃勃的理性主义制度设计的傲慢与旨在避免集体伤害的必要制度“改进”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界限,确实是一项“最困难的理性运用”,因此哈耶克的恰当的标签是“一个宪政选择层面温和的古典自由家长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