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道可道,非常道”释义的解释学处境——兼论老子之“道”何以不可说

王弼把“道可道,非常道”解释为道不可说。这一解释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老子》之道的含义经历了一个由“可道”到“不可道”的书写转换,这使王弼面对定型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在条件句式及命名结构的干扰下认为道不可被言说;第二,出于早期玄学扬孔抑老的策略之需,王弼将老子的道与无予以整合,以无为本,并借助“无”的绝对排他性指责老子说“无”而言必及“有”,以此彰显孔子“予欲无言”和“体无”的高明。存在论意义上的前语言之道固然不可说,但不同于王弼的“无不可说”。王弼的解释预设了“圣人—作者—读者”的三重结构,虽然不无新意,但主动把读者与文本互动所产生的意义让渡给了文本之外的“圣人”这一做法,使读者的思想仍无法得到真正公开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