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将“言志”与“载道”对举,以为中国文学史上有言志、载道两派,二者的抗衡、交替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他又特别标榜晚明的公安派与竟陵派,用“新文学运动”一语形容这两派文人的反复古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五四”文学的趋势与主张中看到了公安、竟陵的影子——胡适、冰心文风的清新透明近于公安派,俞平伯、废名文风的“涩如青果”则近于竟陵派。周作人讲新文学源流,虽未必有开宗立派的野心,但其中隐含的敌意是清晰可辨的,如果说现代文学中仍存在所谓“载道派”的话,那么在他看来,这必是左翼作家无疑。随后,林语堂受到周氏言志说的启发,又从晚明小品中获得了写作的灵感,一方面引发了晚明小品热,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推动了言志文学思潮的发展。
出处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2年第4期424-434,共11页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桐选之争与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秩序的建立”(17YJC751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