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奥斯曼帝国主动学习西欧,从聘请技术人员、派遣留学生,到引进外资、承诺改革政治制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政府先后颁布《古尔汗法令》(1839)、《改革法令》(1856)、《帝国宪法》(1876),是向西欧国家表明开放的态度。即使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时期,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取得成就。这一时期除政治之外,其他领域被动放开。这是由于"公债管理处"的设立和部分征税权的让渡,也由于亲近德国而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帝国获取了稳定的支持和援助,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危机。奥斯曼帝国的对外开放,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标本:主动开放的力度大而效果有限,被动放开虽不得已,却有明显的积极效用;标榜"自由""平等"时遇到阻力,而专制统治时期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得到落实。单从晚期帝国政治来看,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取决于统治策略是否实用,是否方便,而许多政治规则并没有形成制度,许多问题的解决不依赖于制度。
出处
《土耳其研究》
2019年第1期56-77,共22页
The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6ASS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