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长安汉镜的全球诠释流动圈:以18世纪荷兰收藏家尼古拉斯·维特森藏汉镜为例

17世纪初,欧洲已出现有关中国的著述,也有一些中国书籍被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并印刷出版,但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甚少,翻译成欧洲文字的仅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铭。在此背景下,荷兰著名收藏家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as Witsen,1641—1717)征藏的一枚来自乌拉尔山中部上图里耶古墓的汉代铭文铜镜便成为欧洲学界探寻中国语言奥秘和中华文明的又一重要契机。这枚汉镜应该是欧洲古物收藏中时间最早的中国器物,也是当时荷兰收藏的时间最早的中国文物。1与相对容易释读的景教楷书碑铭不同的是,维特森镜铭文是一种更古老的文字,于是由维特森组织领导,在欧洲开始了新一轮翻译中国古物铭文的探索。维特森寻遍欧洲所有了解中文的学者,从而沿着这枚铜镜自汉代中国中原地区流传至西伯利亚的轨迹,在18世纪构建起该镜进入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面向欧洲各地、亚洲和清代中国的“铭文”释读国际流动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