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方苞學術形成於朱子學復興的康乾時期,其經學以宋儒爲宗且具經世之義,頗受時人稱譽。至乾嘉時期,以考據訓詁爲標志的漢學力壓同時存在的其他學術成爲主流,以程朱爲宗的宋學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之中文化政策的轉向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此一時期對方苞經學的評價亦隨之發生變化,代表官方意見的《四庫全書總目》頗具指向性,其鮮明的立場和態度成爲當時學人進行學術評價的重要參考。在被動的評價與建構之中,方苞經學遭到了漢學陣營的否定,其影響甚至波及宋學内部,以桐城創始人姚鼐的評價爲代表,也由此導致方苞形象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