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轼对自我本性的认识是接受陶渊明的内在动因,通过将“麋鹿性”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结合,苏轼产生了“愧渊明”的情绪,并试图以“得坎且止”的思想开释自己,随着本性自然与官场束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得坎且止”升华为“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对陶渊明的接受也从情感上“愧陶”转到哲学上、审美上“师陶”“超越陶”。渴望摆脱官场对本性的束缚与身不由己无法退隐之间的矛盾贯穿苏轼陶渊明接受的始终,深刻地影响了其“和陶诗”的创作。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与三度再创作《归去来兮辞》相辅而行,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梳理苏轼陶渊明接受的变化过程,能够在把握接受细节的基础上纠正学界对熙宁杭州时期苏轼陶渊明接受的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