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既是公民理性的对象化,更是权利和义务体系在日常领域的完成。民法典的近代理路发展兑现了启蒙政治哲学未竟的法权诉求,并作为私权体系化的法理建构机制更迭于不同国家。在唯物史观论域下,法的形式不源于"民族精神"或"立法技艺",而在于物质生产关系。我国民法从民法至民法"典"的发展,扬弃了大陆法系法权设计的"工具理性"规训,以系统化民法学重构公共性法权规则,既是法权范式的升级,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生动实践。
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4期175-180,共6页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2035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8JZD05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