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辟兵”戈銘文與族屬問題新論

1960年5月,湖北荆門漳河車橋發掘的竪穴土坑墓中出土銅戈、銅劍。王毓彤先生在《文物》1963年第1期《文物博物館簡訊》中最先公布過兩器圖片及銘文,他認爲銅戈的銘文是“兵關大武”。[1]自此之後,學術界圍繞荆門出土的銅戈銘文的論争集中於銘文“武”與“歲”、“閧”與“開”、“辟”與“避”諸多釋讀上。[2]由此可知,學界對於此戈銘文釋讀並未達成較爲統一的意見。客觀而言,目前關於銅戈銘文、族屬的争論各方都留有可辨之處,特别是在没有理清銘文與圖像的準確内涵前先入爲主地以銅戈銘文去解讀圖像的做法尚欠妥當。筆者以爲,爲了全面認識銅戈的文化内涵,就需要分步驟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從文字學角度對銅戈銘文進行重新校釋,二是從考古類型學角度對銅戈的年代和族屬做進一步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