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特定意义上,《寒夜》所呈现的生命悲剧,是“好人”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无法成长为“新人”的悲剧。在战时国都的漫游,没有为汪文宣、曾树生提供“嵌入”城市空间和“抗战建国”历史进程的契机。“老好人”汪文宣之所以承受苦难而未能成长,除了社会不公和环境因素外,还与其“自我压缩”的人格及其与生活世界的隔膜有关。曾树生的离家出走,原本具有现代质素、对个体成长有正面意义,但却在较量“道德资本”的家庭权力游戏中沦为空洞的反抗。小说对“好人”难成“新人”的成长挫折叙事,蕴含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度反思。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A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