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回忆类史料,固然有助于作家研究。但由于回忆类史料具有局限性,研究者倘若不加辨析地加以采纳,便会有碍于作家研究。赵树理研究中存在一种说法,即由于以徐懋庸为代表的太行文联轻视通俗化,赵树理长期不被认可。实际上,这种源于杨献珍的说法,不足为信。杨献珍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强调徐懋庸对赵树理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与徐懋庸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认同杨献珍的回忆并据此论证、夸大徐懋庸与赵树理在通俗化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极力挖掘赵树理通俗化实践所体现的农民立场、所具有的民间审美价值的研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