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唐、宋以來尤其是南宋朱熹結集爲《四書》並精心結撰章句、集注之後,其學術地位逐漸提升。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科目程式規定先考朱子《四書》,四書學地位逐漸超越傳統的五經學。在目録學著作中,《大學》《中庸》二篇也從過去的隸屬于經部"禮類",漸而歸入"四書類",這在明代尤其明顯。但在清初,以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和朱彝尊《經義考》爲代表的目録書,又與明代大异,不僅將《大學》《中庸》"黜還戴《記》",而且懷疑其爲"僞書",很大程度上顛覆了二者的經典地位。這一學術現象,與清代初年推崇漢學與批判明學的學術風氣有直接關聯。
出处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21年第1期123-136,共14页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研究”(15ZDB005)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