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以"社会瘟疫"指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机体所固有的弊病,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现实基础,物决定了权力的关系结构,而资本成为价值尺度。经济生产的"瘟疫"与文化意识形态的"瘟疫"联合剥夺了人的创造性本质,使其降格为"人口",被整个裹挟进资本权力的统治/剥削机制之中。进而,福柯以"瘟疫意象"蕴藏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治理的政治梦想来刻画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来的规训式权力运作模式和治理技艺。国家机器与微观权力机制的深度嵌合以及权力-知识装置的总体规划,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来设计的,由此构筑起精通征服和自我调整的统治形式。"社会瘟疫"必定引发"瘟疫意象",而"瘟疫意象"则促成了确保"社会瘟疫"处于风险可控状态的治理策略。当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社会机制都以资本增殖为真理标准时,这种合理化的治理技术对每一个被资本主义权力-知识的混合装置抓住的现代人而言,却是彻底不合理的奴役技术。
出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1年第2期117-126,共10页
Marxist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