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本栏目的4篇文章,将文学民族志的书写对象延展至包括了文学作品、名胜古迹、博物馆、民间仪式以及整个“自然”界在内的多样态、复合型文本,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打通从词到物、从文本到文化、从文化到自然在名实上的隔膜,以及进一步搭建和修正各要素之间立体而动态的相互关系。彭兆荣教授在《文学民族志:关雎觀像》中,以文学民族志的方式对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的首篇加以解析,将其中“关关雎鸠”之“观鸟”作为中国式“博物想象”的典型案例,进而说明中式文化中“人文-天文-地文”的同构。这种“三合一”的模式,亦是我国博物学与文学民族志共同的价值取向: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同构,“人文求知”与“文人求索”同构。可见,以“参(叁)”为态、以“天地人”为本的中式哲学思想,明显区别于西方人文价值观的“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