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下马碑作为圣域的起点,礼教意义大于法律禁制。圣域的形成,可说是教育学术活动追求自主化的历史累积成果。科举制度史上的谒圣礼,始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当时规定贡举人在完成户部的报到手续,并于皇帝见讫后,赴国子监谒圣(孔子),同时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所以这种礼仪,含有教育意义。但宋太宗以后,改为及第后的拜谢礼仪,除谒圣外,并含谢师(学官),直至明清不变,已流为仪式性,乃至形式化。高丽王朝受宋制的影响,其科举制度也有谒圣、谢礼,李氏朝鲜王朝亦然。但李朝到太宗以后,除常科的这些礼仪而外,又有所谓"谒圣试",这是国君临时幸学、谒圣时所举行的取士制度。自此以后,这种不定期的谒圣试,在李朝时代实施不下数十次,此制不见于同时代的中国,诚是东方盛事。
出处
《科举学论丛》
2019年第1期2-26,共25页
Journal of Imperial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