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宋苏轼省试轶事流变看苏辙书写意图的落空

苏轼在省试中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欧阳修赏识之事,最早由苏辙记载。此后宋代史传类文献囿于体例多采录苏辙的记述,而笔记类文献的关注点主要在“苏轼被置第二原因”和“自造典故”两方面。经对笔记类文献所载内容、苏轼“自陈”、宋代科考官方“理性”评判标准与“非理性”个案的综合分析可见,苏辙所述欧阳修因避嫌误将苏轼置第二的“内情”可信度较低,且这一说法恐为苏辙自造,而叶梦得所记苏轼赋被黜落的“内情”可信度较高。自叶梦得后,苏轼“自造典故”之事被记述得颇具戏剧性,但称苏轼有意为之则可信度较低。苏辙对苏轼省试的“破体书写”意在建构“欧阳修—苏轼”的文道传承谱系,但在南宋文道分流的大势下,士人往往只承认苏轼“文”的一面,这也成为导致苏辙上述建构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