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描述其变迁图景并阐释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而言意义重大。考虑到经济、文化、政治特别是治理结构差异,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其纠纷解决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四种模式,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无讼"模式、市场经济改革时代的"送法下乡"模式、后税费时代的"迎法下乡"模式与新时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超稳定结构的理论框架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我国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逻辑:这一变迁与乡村社会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与治理方式耦合而成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未来中国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内化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这种现代化应包含经济发展、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乡村的科学治理。
出处
《法治论坛》
2020年第3期110-122,共13页
Nomocracy Forum
基金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官流动问题的实证调查与对策研究”(项目号:17YJC820008)的阶段性成果
2019年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多数人侵权纠纷的共同诉讼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