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史记”与华人文化诗学之实践——评刘登翰《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

譬如问"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是当代文学史的命题,正如问"刘登翰为何辑注《过番歌》"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史的问题。一个在学术领域阅尽千帆的学者,是否还有"余情""余兴"去从事一项几乎不可能获得太多的关注和赞誉且繁琐的基础史料的整理工作呢?如果把《过番歌》放置到刘登翰的生命史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史——"个人的研究释放了学科的能量"(黄万华)的互文又同构的坐标中去,大概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