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国考古舞台上,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所做的十五次发掘无疑是一部重头戏,其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是同时期的其他活动都不能比拟的。与殷墟发掘相伴,中国考古地层学逐步走向成熟。从考古地层学[1]形成过程的角度划分,殷墟十五次发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其中1928年至1929年的第一次至第三次发掘是起步时期,1931年至1932年的第四次至第七次发掘是成型时期,1933年至1937年的第八次至第十五次发掘是提升时期。如果把殷墟的发掘比作一部重头戏,那么,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是其序幕,1930年和1931年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则是其插曲,1939年云南苍洱马龙遗址的发掘则是该剧的谢幕。
出处
《边疆考古研究》
2021年第1期339-361,共23页
Research of China's Frontier Archa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