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之眼与“风景”再造——解读《西藏最后的驮队》

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记录了自己和谭湘江导演一行跟拍藏北的一个村庄(班戈县保吉乡五村)的驮队去往赞宗盐湖驮盐以及此后在农区盐粮交换的经历。在“非虚构”或者“民族志”的意义上,文本是对一个“真实”的“西藏最后的驮队”的记录。但本文并不想在这样的脉络上讨论“西藏最后的驮队”作为“真实”的族群生存方式、文化记忆及其现实境遇,而是更为关注讲述者和记录者在何种文化和知识结构中放置自己,在这样的“观看”和“凝视”结构中,对“画框”的取舍,对“风景”的再造,以及在摄影机“广角”中族群生存、地方文化如何被剪裁、再呈现。记录和讲述同时是一场复杂而多元的文化实践,包含了多重面向,“凝视”之眼在凸显某种意义的同时也会遮蔽某种“未见之事”。作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倡导者的克利福德认为,应该告别那种文化再现的民族志写作,“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文本生产的叙述而不是文化‘文本’的阐释”。应该关注民族志写作中“谁在说话?谁在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谁一道?对谁说?在什么样的制度和历史限制之下?”~①本文对《西藏最后的驮队》的解读,也尝试在这样的问题脉络上展开:凝视者、观看者、叙述者的“凝视”之眼在讲述“他者”故事时,重构了怎样的个人身份与文化记忆?看似“忠直无欺”的民族志书写,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阐释的同时,遮蔽了怎样的社会与文化权力结构?在再造的“风景”背后有怎样的皱褶与裂隙,流动的“生活”世界又是如何予以弥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