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周时期,思想演变呈现出理性化的总体趋势。在此过程中,理的思想地位不断得以突出和提升,以至与道无别,二者皆成为抽象的概念。于是,理的条理性内涵、道的活泼泼的存在义也渐被遮蔽。相应于这一趋势,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发生了内涵与旨趣之变:在老子,无为意味着君上持道虚静,“观复”“知常”,尽可能不去干预事物的存在,充分尊重它们的自我成就性,其思想颇彰复朴与守静之象;在庄子,无为固亦有持虚守静之义,其“天理”“固然”之说却也凸显了尊重、欣赏事物的个性或独特性的特点,至治之成便表现为治者如何使天下万物各正其性的过程;在黄老道家,随着思想的理性化演进,道渐被抽象为理,且理又体现为法,无为之治遂重名法之用,而道家的“执一”之说也由早先的“执道”之义演变为“执法”之论。黄老道家的这种尚法精神是战国中后期思想的理性化演变的自然结果,它适应了周秦之际功利化和一统化的时代需求,蕴含着可贵的公共意识和天下情怀,推动了形名法术思想的系统化发展。但尚法精神也隐含着很大的消极性,它不仅易滋“惟法是从”之弊,且其所强调的圣人“生法”的观念又有着神化君主的消极倾向。
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北大核心
2023年第5期21-30,共10页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道家政治哲学研究”(20BZX050)
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出土简、帛文献与道家思想从先秦至汉代的衍变”(2018ZJX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