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拙作<略论〈册府元龟·幕府部〉的史鉴思想--兼与刘翔飞、罗谢君商榷>(载<秘书>杂志2002年第4期)写就后意未尽然.因为,刘、罗两位还以几个"第一"的观点为主要依据,得出了<册府元龟·幕府部>"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中国古代秘书理论体系"的结论,认为它"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应是我国古代秘书理论体系的草创".对此,笔者仍然不能苟同.这涉及到对<册府元龟·幕府部>包括理论价值在内的历史价值应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本文由此再作商榷.
出处
《秘书》
2002年第7期35-37,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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