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镇化有新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1年51%。既有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体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产业的扩张,对于非农劳动力需求大幅上升,带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者反过来又提高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相辅相成。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倾向于企业和政府,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的产生,同时也强化了储蓄率、投资率高企的宏观经济结构特征。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将带来对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相对快速扩张,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将超过农村,城镇化率继续提高。但人口红利接近顶点、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发生,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开始了趋势性紧张的过程。我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成城镇化的主要经济体,由此将面临其他经济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反映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既有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加上劳动力供给趋紧,过去收入分配(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城乡之间)中的不平衡将降低。从需求面来看,在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这将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率的上升。从供给面来看,未来的城镇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将弱于此前。如何在改善分配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指向来看,具体内涵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新政策着重于分配领域,有利于扩张国内需求、改善需求结构。然而需求扩张必须与供给扩张相辅相成。成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必然是一方面通过促进效率保持总供给能力一定的增速,同时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总需求增长。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配合,改善经济的供给能力;具体领域包括财税改革、尤其是结构性减税,鼓励民间投资、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以及改变基建融资方式等。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国经济将出现深刻的转型。储蓄率下降、不会再有新一轮的房地产大幅扩张,市政民生相关的基建投资还将发展,储蓄下降快于投资下降,中国将可能逐步转变为贸易赤字国。同时,消费率上升、大众消费受到城镇化支撑,中国消费时代全面来临。与之相应地,实际汇率有所支撑,实际利率下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