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形成了家产官僚制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统辖理性化和形式正义的法律秩序因故未能形成。但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却表明: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家产它像制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产生统辖理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社会条件,问题在于儒教熏陶出来的君子秉有一种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从不会追问此世秩序的合法性。相反,清教的超越秩序总是与世俗秩序处于紧张对立之中,这种紧张提供了对世俗秩序进行理性化改革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宗教精神气质与理性化改革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探究形成了韦伯独特的问题视角。
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999年第3期67-71,共5页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