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傲慢”与“偏见”

“理论”二字,凡是熟悉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大势变迁的人都能掂量出它的份量。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理论”常常是“本质”、“规律”、“方向”乃至“真理”的同义词。郭沫若曾号召史学界要在史料上超过陈寅恪,言下之意便是我们在“理论”上已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游国恩则把“理论”当作一种“仪式”,在北大课堂上,他总是先将毛主席语录工工整整地抄在黑板上,然后才开始讲他的《诗经》、《楚辞》。无论是郭沫若的自信,还是游国恩的惶恐,今天看来都未免有些可笑,却异常真实地折射出那个时代严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