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梁启超首先是作为政治改革家和活动家进入文学领域的,改革活动使他越来越意识到学术“左右世界之力”的作用,也使他看到中外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他曾满怀信心地断言,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之时代”,结果必将产生亢我中华的“宁馨儿”。 早在《变法通议》一文中,梁启超就将“育人”视为变法之本,认为中国之弱不在于武备不足,练兵不够,而在于掌握武备、从事操练的人物的素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能启蒙人心的特殊功能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1897年,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中提到了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就是从文学的知识意义和改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方面着眼的。 紧接着,第二年(1898)他又写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期望借西方政治小说形式实现自己启蒙民众的目的。在文章里,梁启超出于鼓吹变法的政治目的,高度评价和推祟政治小说的社会价值,称其是“
出处
《外国文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1998年第1期30-32,共3页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