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哲宗绍述之际,章惇、蔡卞当国,元祐党人皆逐远州恶地。其时,以文字整治元祐党人则有同文馆狱。随后,虽因向太后听政而放松了对元祐旧党的责罚,然继之以蔡京擅国,崇宁新党对元祐旧党的报复则尤为严酷,其标志即为元祐党人碑和元祐党籍碑之立。崇宁元年九月,中书省开列司马光、苏轼等“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一百二十名,随即御书刻石端礼门,是为元祐党人碑之初立。三年六月,重定元祐党籍,得三百零九人,亦刻石朝堂,是为元祐党籍碑。在这三百零九人中,至少可分为三类人:一是元祐旧党,二是元符末上疏人,三是与蔡京不相能的新党中人,如曾布、张商英之属。
出处
《远程教育杂志》
1998年第1期25-27,共3页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