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了解这一过程,葛兰西提出的统治、领导权、外在机遇(conjunctural)和内在机制的(organic)等概念是有用的。就像恩格斯把上层建筑分成两个不同层次:一个是政治—法律机构及其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较低层次;另一个是由哲学等类东西构成的较高层次。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只看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开始。用葛兰西的话说,他知道,这样的胜利具有机遇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是侥幸的、短暂的,因而也是可逆转的。尽管这种军事上的胜利所带来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在较低的层次上)方面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不重视同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那么社会主义的持久性同样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作用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知道,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被强迫接受引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真正接受这些变化则是另一回事。这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霸权)将比强制(即支配)更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