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再生产:从《生育制度》到实践理论

翻开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刊之费孝通旧著《生育制度》,扉页上记着我购书的日期:“1984年10月31日”。十多年前买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当时购买费著的冲动,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拉我进了人类学之门,而费先生的诸多作品则使我初步贴近了社会人类学的解释体系。与《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等书一样,《生育制度》所提出的理论在当时曾给予我深刻的印象。现在,我的社会区位处境已经与十年前十分不同了。1987年我前往半个世纪以前费先生曾就学过的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直到1994年我才来到北京,在费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近日从头到尾重新翻阅了这本书,我发现以往的理解局限于书中的内容,没有领略它的学术定位。在西方人类学作品的汪洋中漫游多年之后,回到费先生的世界中来,我增多了许多广泛的联想,而几乎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文本范围之内。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