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意见——给陈瑞铭同志的一封信

瑞铭同志: 接到来信,得知您和胜昌等同志正在编辑国内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各种看法的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承嘱要我也写一篇,这倒叫我有些为难,因为我认为现在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很难谈到什么体系。所以,在目前,我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研究的“取消派”,我强调当前首先和重点应放在专题研究上。我也没有拜读各家关于“体系”的论战的大著。因此,应该说,我的发言权是很小的。您提到我曾经参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64年再版。简称“上海本教材”)的编写工作,那倒是对的。当时参加“上海本教材”的有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同志。我自从调到北京来以后,没有再从事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们确实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雍、蒋二位同志是各有“体系”的了。提起六十年代初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首先我要自我批判。“文化大革命”前,我即使写了一些不象样的东西,独立思考也非常之差,离现在被称作“思考的一代”的青年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