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山水记,滥觞于《尚书·禹贡》,漫衍于《山海经》及《楚辞》、汉赋,蔚然于北魏的《水经注》。但与《水经注》同时出现的《文心雕龙》,却对这历史悠久的山水记并未论及,在肖统主编的文学总集《文选》里,也对它闭门不纳。形成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由于南比朝的北方文人学士以“经学”为圭臬,崇尚朴质学风、南方文人学士以“玄学”为依归,富于哲理探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外,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记体文”一向被认为是“纪事之文也”,“以善叙事为主”,不需要作者的“缘物起兴”,因而在南朝广泛开展的探讨文学观念的浪潮中,在身经丧乱、亟待借物咏怀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愈益暴露了记体文、包括山水记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远远不能适应舒卷愁情,遥深寄兴的客观要求。因而肖统在《文选·序》里明确地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过是“纪别异闻”,均未选及;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作品,才“杂而集之”。这就是山水记因与“纪别异闻”有血缘关系,与诗意“沉思”和才丽“翰藻”又格格不入,而被摈斥于文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