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去年开始写巴蜀文化初论,为自己提出了一些课题,发表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牵涉民族问题,因为自己对这些方面修养不够,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初论出版以后,友人蒙文通先生有“巴蜀史的问题”的提出,邓少琴先生有“巴史新探”之作,马长寿先生,方国瑜先生又写了两种彝族史初稿,冯汉骥先生有“晋宁出土文物中所表现的当时民族”及“晋宁出土铜器上所表现的生产及生产关系”
出处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0年第1期75-117,共43页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