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哲学思潮与文学变体

1898年1月28日,四十岁的康有为六次上书大清光绪皇帝,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氏在上书中说:“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不到半年的时间,光绪皇帝便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变法决心。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天,在此后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但在洋务派、顽固派的推诿敷衍或置之不理的抵制中,这些变法诏令大都变成了一纸空文。“百日维新”悲壮地失败了,“维新”人物流亡的流亡,砍头的砍头,免于追究的也受到了监视。但是,这一失败的变革却启动了二十世纪的求新求变史,也启动了为这求新求变而付出的流血史。 此前,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些近代思想先驱者们也曾提出过具有“维新”意味的思想。比如魏源在1842年编成的《海国图志》中曾提出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提出过“以中国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看法。这就是逐渐形成的著名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