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约成书于1356年前后的高则诚的《琵琶记》,不仅享有“南戏之祖”的盛誉,而且规范了以后数百年间的传奇创作,被历代戏曲作家奉为圭臬。然而,越是伟大的艺术巨构,就往往越容易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评价。《琵琶记》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诸多误解和贬抑它的论点之中,又较为集中于蔡伯喈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有的论家认为,高则诚“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诘难剧作家“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有的则认为蔡伯喈“因循苟且,怯懦动摇”,指责剧作家对此未作“恰如其分的批判”。
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1993年第3期67-74,共8页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