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建中四年(783)开始,德宗对大臣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猜忌防范,是其本性猜忌所造成的。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条认为:“上(德宗)性多忌”。《唐史论断》、《读通鉴论》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这不合史实。 德宗继位伊始并不猜忌防范大臣。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臣们与他“戮力同心,以成大化”。任命崔祐甫为相后,“悉以国务委之”,并对他说:“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崔祐甫染疾卧病在家后,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但后来,德宗不再这样信任大臣,而是表现极其严重的对大臣的猜忌防范,但这种转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受经于[张]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