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加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或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感,一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极力主张对这场社会裂变施加一种有控的干预,并提出德国应走一条以新教伦理和公共福利为方向的“文化民族共同体”的独立发展道路,以期通过一场新的社会组织化的转型来达到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导致了地方性、私人性保险和救济机构的出现,而且也为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化”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这项政策的推行对缓解劳资矛盾、增强民族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93年第3期74-80,共7页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